本栏目所选的三篇文章来自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苏俄的两种马克思传，即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合传》（1927年）以及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colaevsky）和马恩琴—赫尔芬（Otto Maenchen-Helfen）的《卡尔·马克思：普通人与斗士》（1933年）。文章《共产主义者同盟史与作为组织者的马克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合传》，文章有删节。文章《马克思直面原始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摘自《卡尔·马克思：普通人与斗士》。

       20世纪30年代左右，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下，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往往不再是围绕着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成立与否、劳动价值理论或边际效用理论的有效性等理论问题展开。争论的舞台常常是在工厂、议会和街垒上，马克思首先被视为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领袖。在这样的背景下，梁赞诺夫、尼古拉耶夫斯基等人的传记主要刻画马克思的斗士形象或无产阶级策略家的形象。

       自梅林于1919年1月去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逐渐转移至梁赞诺夫创立和指导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该所收集、编辑和整理了大量的新材料，在1927—1935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此外，在1918年后，政府、警察和其他部门的许多档案对外开放，而这些档案以前几乎不对外开放，或者只对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人员开放。这为梁赞诺夫、尼古拉耶夫斯基等新一代马克思传记作者提供重要的史料和文献基础。

       学界普遍熟悉梁赞诺夫及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但对尼古拉耶夫斯基和马恩琴—赫尔芬以及他们的马克思传缺乏深入了解，因此有必要对后者加以介绍。据互联网资料，《卡尔·马克思：普通人与斗士》是尼古拉耶夫斯基所写，于1933年以德文首次出版，继而由马恩琴—赫尔芬翻译成英文并于1936年出版。然而，马恩琴—赫尔芬与尼古拉耶夫斯基在1933年共同写作了《马克思和燕妮：人生之路》（Otto Maenchen-Helfen, Boris Nicolaevsky, Karl und Jenny Marx. Ein Lebensweg, Berlin: Der Bücherkreis, 1933.）第1卷（涵盖马克思夫妻1818—1848年生平），而且马恩琴—赫尔芬的作者排名在尼古拉耶夫斯基之前。这本书的内容也被纳入《卡尔·马克思：普通人与斗士》之中，因此，马恩琴—赫尔芬应该是《卡尔·马克思：普通人与斗士》的作者。而且《卡尔·马克思：普通人与斗士》的扉页上标明了该书是由格温达·戴维（Gwenda David）和埃里克·莫斯巴赫（Eric Mosbacher）从德文翻译过来的。

       尼古拉耶夫斯基曾是俄国孟什维克成员，他在1917年的革命后成为一名专业档案员。1922年，他被驱逐出境，移居柏林，随后在那里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担任历史学专家和档案员，后来成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主任，他在写作马克思传时利用了研究所的大量社会主义历史资料和工人运动档案。马恩琴—赫尔芬是奥地利历史学家，他于1927—1930年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工作。尼古拉耶夫斯基和马恩琴—赫尔芬的传记与梁赞诺夫的传记相似，以档案研究和可靠文献（包括一些未发表的文本）为基础，其关于马克思生平研究的严谨水平远远超过了早期的大多数马克思传记。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主要讨论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起源的关系，提供了关于正义者同盟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要史料。特别地，梁赞诺夫在其《马克思恩格斯合传》（1927年）里有一个尚未引起关注的重要观点，即他反对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起源的说法，他认为马克思是主动而非被动地对待1940年后受挫解散了的正义者同盟，而且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由原正义者同盟重组而成，而是由马克思倡议成立的各地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联合而成的。尼古拉耶夫斯基和马恩琴—赫尔芬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起源的解释则跟恩格斯的说法类似。本栏目的文章只是呈现了这些彼此不同的解释和观点，而对争论的澄清则有待其他专题研究来解决。